1965年12月的时候，中央在上海开了个特别重要的会。那时，罗瑞卿身兼好几个重要职务，他正在昆明军区检查工作呢，突然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，让他赶紧去上海参加这个会。罗瑞卿心里满是疑惑地去了上海，结果一下飞机，来接他的不是以前中央办公厅的人，而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，还有空军司令吴法宪。
罗瑞卿和陈丕显、吴法宪都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交情一直挺好。可他一见到这俩人，就感觉哪儿不对劲：他们跟平时大不一样，言行举止都变了味。特别是吴法宪这个老部下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阿谀奉承了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还时不时地瞟罗瑞卿一眼。
老战友陈丕显一脸愁容，眉头锁得紧紧的，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罗瑞卿见状，想探个究竟，可陈丕显却有口难开，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更何况吴法宪还在旁边坐着呢。罗瑞卿还察觉到，平时话多又健谈的陈丕显，今天跟他聊天时，常常答不上话，场面一度有些尴尬。
罗瑞卿刚问起情况，陈丕显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翻来覆去只说：“等到了地方你自然就清楚了，有人在那儿等你呢。”车刚停稳，罗瑞卿便迫不及待地跳下车，熟门熟路地奔向那座小楼的会议室。果然，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候了。
等在那里的人神情严肃又镇定，把会议的情况和决定告诉了罗瑞卿——会已经开完了，罗瑞卿不用去参加了。他们一共说了三件事，罗瑞卿听后既震惊又困惑：有些内容简直是无中生有，有些则是他严格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去做的。
瞧见罗瑞卿满脸的难以置信，他们便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给他：“要是没有这三条，还有其他方面，你可以去查查看。”罗瑞卿愈发摸不着头脑了，赶忙问道：“其他方面？啥其他方面？其他方面有啥呀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你跟别人处得不太好。”
罗瑞卿嘴里一直念叨着“关系不好”，情绪也跟着起起伏伏。他心里直犯嘀咕，实在想不通啊，这关系不好能算啥事儿？难道跟人处不好关系，还得专门做个检查不成？
第二天，周总理把罗瑞卿叫来，传达了毛主席的话，说：“罗瑞卿不让我去长江游泳，是出于一片好心。”罗瑞卿听了，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当公安部长那十年，那时候好多规矩还没定好，他这个公安部长啥都得管，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安全。那十年里，他跟毛主席经常在一起。
1951年10月，罗瑞卿接到好几个情报，说有敌特要搞破坏，想破坏我们的国庆游行，甚至打算用飞机来轰炸。罗瑞卿赶紧向毛主席汇报，想让活动取消，或者至少毛主席别去。可毛主席只是轻松地挥了挥手：“管他飞机轰炸，还是扔手榴弹、打迫击炮，我都要去，阅兵和游行照常进行。”
后来果然一切平安，毛主席乐呵呵地说：“瞧，我就说不会出问题。”罗瑞卿没吭声，只是露出会心的微笑。就算事情重来，他依然会选择那么做，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对于毛主席的安全，罗瑞卿总是亲力亲为，事事都考虑得极为周全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罗瑞卿当公安部长那会儿，毛主席每次出门，他都会亲自安排警卫事宜，还常常到现场逐一核查。不少人都讲，罗瑞卿就像是毛主席的贴身大保镖，别人都赶不上他这份尽心。1959年毛主席回离开多年的韶山老家，罗瑞卿也跟着一同前往，这真是让多少人眼红不已的荣耀啊。
毛主席很喜欢游泳，一辈子都热衷于这项运动，还曾表示要游遍全球的大江大河。虽然最终没能达成这个愿望，但他还是在国内许多地方畅游过。有次因为游泳的事，毛主席还对罗瑞卿发了火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意。
1958年6月，毛主席有了到长江三峡游泳的想法，便在外地向中央提交了申请。罗瑞卿得知此事后，马上带着几个人去三峡查看水况，他们从宜昌一路到重庆，又从重庆返回宜昌。一路上，罗瑞卿对水情进行了多次细致的考察和测试，最终认为这里不适合游泳。
三峡那地方地形特别险峻，水下藏着好多暗礁，让水流变得特别急，还形成了不少又宽又深的旋涡。罗瑞卿好几次让年轻的游泳好手去试试水，结果他们全靠抓着绑了救生圈的绳子才捡回一条命。回来后，罗瑞卿跟毛主席说：三峡那水，真没法游。
毛主席不以为然，执意要下水游泳，还说道：“你们不就是怕我死在那儿嘛！可谁又能断定我肯定会淹死呢？”罗瑞卿急忙说明，自己绝无此意，保障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重任，我绝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啊。
看到毛主席动了怒，罗瑞卿赶紧退了出去。随后，几位地方领导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劝说。可无论怎么劝，毛主席就是不为所动。但罗瑞卿守着最后这道关，任凭毛主席如何说、如何生气，他始终没松口。最后，毛主席只得苦笑一声：“算了，不去就不去吧。”
这种反复权衡的情况出现过好多回，像去湘江、武汉长江段、珠江这些地方考察时都是这样。罗瑞卿每次都亲自到现场查看水情，能游的地方就安排游泳活动，不能游的地方就坚决不批准。毛主席对此，心里既觉得欣慰，又有些无可奈何。
1925年秋天，罗瑞卿才刚走上革命的路子没多久，就有人介绍他去见吴玉章（这位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教育家）。那时吴玉章对他说：“人活一世，得干出点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大事儿，就像小说里、戏台上的英雄好汉，他们一出场，大家都欢喜。”这话让罗瑞卿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罗瑞卿所处的那个时期，更看重的是实干而非空想。革命是啥？说白了就是“打破旧世界，建立新天地”。为了投身革命，他毅然决然与家人断绝关系；为了革命能取得胜利，他简直像疯了一样，把所有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。
罗瑞卿带着抗大师生撤离延安之际，毛主席特意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"水太清了养不住鱼，人太精明了交不到友"。他始终把坚守原则视为革命生涯的底线，个人私交和私人恩怨从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判断。罗瑞卿向来不怕得罪人，若真怕这个，那他就不是罗瑞卿了。
罗瑞卿这人特别有原则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就算是他熟识的干部，或是特别欣赏的干部，他也不会网开一面。1945年10月，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时，发现部队里有个现象：各个军分区和纵队都有自己的“小金库”，有的还挺丰厚，甚至开工厂、办公司、开饭馆。后来傅作义攻打张家口，部队要转移，就雇了好多民夫来搬运物资。
百姓们赶着好几百辆马车，冒着敌机轰炸，将各类生活物资运进深山。罗瑞卿得知此事，立刻进行严肃问责，训斥部分干部道："咱们是人民的队伍，哪能干这种事儿！"随后他组织会议，持续开展整顿工作二十余载。
罗瑞卿并未强迫大家接受他关于“整顿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”的报告，而是让大家各自发表看法，有不同意的可以直言，只要把理由说明白就行。最后，谁也没提出反对，都觉得罗瑞卿虽然批评得严厉、骂得狠，但说的都在理，这样的错误确实得从高层到基层都认真整改。
罗瑞卿不仅对别人要求严格，对自己也是一样。解放战争那会儿，他一直坐着辆破旧的吉普车。有次，负责后勤的同志跟他说，现在条件好了（刚打完正太线战役，缴获了好多东西呢），好车多的是，都用来拉战防炮太可惜了，给他换辆新车吧。他硬是不肯，说那些车有重要用途，要是拿它们来换自己的破吉普，到时候拉不动炮，会害死很多战士的，这破车要是实在不能坐了，他还能骑马呢。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深受触动，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
罗瑞卿觉得自己干革命几十年，向来都是只管工作，不计较跟人关系亲疏远近的，可现在却被人指出跟别人处得不好，得好好检查。他心里憋屈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但经过多年痛苦、愤怒又无奈的煎熬后，他慢慢学会了换个角度想问题。
但罗瑞卿会改变吗？他会变成那种刻意去经营人际关系的世俗之人吗？显然不会。1977年8月他重新走上重要岗位，依旧是那个不畏强权、一心为公的罗长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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